法语翻译家的自白：我的翻译生涯

与法语结缘
在将近73年的人生岁月中，我学习、研究法语，从事中法互译，特别是中译法，如今算起来已经整整55个年头了。我学习法语纯属偶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我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一年后又迁到天津塘沽。刚刚解放的天津，处处可以见到战争的创伤，战争的破坏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极大震撼，至今仍然不能忘记当时看到的一幕幕情景。但是，解放了，一切都在好起来，我就在这样一个工人和革命家庭中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1957年，我考上天津著名的抚轮中学高中部。这是1918年建校、有着悠久历史的一所老学校，当时称天津铁路中学，现又恢复了旧名抚轮中学。因为喜欢文科，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或哲学家，报考北大或人大；却没有想过自己会和外语结缘。1960年高中毕业后，我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准备一年后赴苏联留学。但是由于中苏关系变化，我们三百多人都没有能够出国。我被分配到了法语系学习，从此我的命运与法语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我人生第一次遇到了生活困难，主要是饭只能吃多半饱，缺乏必要的营养，而学习上的压力又相当大。可以说，我是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学业的。

1965年2月，因工作需要，我提前半年毕业，被组织派往非洲马里，担任我国援建马里电影院专家组的翻译，开始了我的翻译和外交生涯。马里是一个气候十分炎热的西非干旱内陆国家，属于艰苦地区。不过，我当时的想法和感觉可能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在学校学习还没有结业，就被提前派出国工作，这是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工作条件艰苦的丝毫想法和概念，只有要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组织信任的决心。在马里的6个月时间里，一直精神饱满，心情愉快，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 其实，我第一次做翻译还要更早一些，那是1964年9月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中国政府邀请了10多位外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庆典活动。因为工作需要，我作为在校学生被临时抽调参加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弟弟阿卜杜勒亲王的接待工作。我的任务当然只是一般事务性的翻译，但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0月2日晚，我有幸陪同代表团观看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场演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迅速升温。根据协议，1964和1965连续两年，法国政府每年接受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进修生赴法学习。就这样，1965年10月我自马里回国后一个月，即作为第二批大学毕业进修生被派往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进修法语。

翻译的苦与乐

1970年4月，在广东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零四个月后，我被调入外交部翻译室，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外交翻译工作。

外交部翻译室主要负责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会见外宾、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以及为外国领导人来访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同时也负责重要外交文件、文书的翻译工作。有人说外交部翻译室是翻译的国家队，这也许不是十分贴切的比喻，但翻译室对于口、笔译的要求的确十分严格。每个入室的翻译都要经过一段严格的口、笔译基本功，包括打字的培训（当时是手动打字机）。在翻译室严格要求下，在法语翻译前辈余德全、里景化等人一丝不苟的具体指导、帮助下，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在两三年后，开始担负起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口、笔译任务。这期间，我克服种种困难，全身心投入，乐于承担各种工作，把每一项口、笔译都视为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

1971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人民日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专题社论的翻译工作。在这个约10人组成的临时翻译班子里，我作为年轻翻译，唯一任务就是打字。在近10天的时间里，我使用手动打字机，一遍又一遍地敲打初稿和定稿人的改稿。就这样，这篇近7千字的文章，我至少打了3、4遍，使我的打字水平从此过关，成为翻译室法文处当时打字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人。

对于担任口译的年轻翻译，遭受一些挫折是不可避免的。1972年12月，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访华，我和同处一位同事被派担任翻译。虽然贝的非洲口音较重，但我为他翻译并没有感到很吃力，然而在一次座谈翻译时，贝阿沃吉突然提出更换翻译，让我感到十分难堪。1973年9月亚非拉兵乓球邀请赛期间，我被派参加后台笔译班子的工作。但是，突然一天领导通知说，叶剑英代表中国政府将在人民大会堂为各国代表团举行欢迎国宴，由我担任即席翻译。应该说这并不是太难的任务，叶剑英发表简短祝酒词，讲话很短，大概只有7、8句话。但是不知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场面很大，我从一上台开始就十分紧张，几句很一般的话也没有翻译好。这两次挫折对我触动很大，促使我在翻译素质和语言功底两方面狠下功夫，努力全面提高口译水平。

当然，也有比较成功的例子。1971年在欢迎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的宴会上，我负责读讲话稿，周总理给了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后来，在华国锋担任副总理、总理和主席期间，我多次为他担任口译，其中两次受到表扬。

从1970年到1978年底的8年时间里，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我为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都做过翻译，包括周恩来、朱德、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

我忘不了1970年4、5月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被推翻后来到北京，我们法文处为中国政府接待西哈努克提供翻译服务，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我忘不了1972年周总理会见布隆迪驻华大使时的情景，他对布隆迪与邻国卢旺达的边界和民族争端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做劝说工作，希望他们友好协商解决问题，不要诉诸武力。周总理的和蔼可亲，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对年轻翻译的关心让我至今历历在目。他考虑、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谦逊谨慎的态度和待人处事的作风，对我一生产生影响。

我忘不了1973年9月11日，一个北京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法国总统蓬皮杜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前往欢迎的情景，以及我为他在北京、大同和上海等地担任参观访问翻译的往事。

我更忘不了1976年7月27日晚，华国锋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外宾后，又接见来访客人，当我做完翻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12点。因为那天劳累及天气闷热，我一直不能入睡，直至28日凌晨3时42分，发生唐山大地震，同时也撼动了北京。

1979年1月我被调到我驻法使馆工作，担任大使的秘书和翻译。在4年半的时间里，我先后为三任大使韩克华、姚广和曹克强担任翻译。在1600多个日日夜夜，每天早6点起床，几乎不间歇地工作至深夜12时，阅报纸，做口译，写电报，起草讲话稿、报告稿并译成法文，跟随大使或来访领导人来往于法国各地。真真切切地体验到担任翻译的难处和辛劳，深刻知道了翻译的苦，苦中的乐和苦后的乐，体会到辛苦后完成任务的满足感。从这时起，于我而言，担任翻译已经不只是一项工作，它逐渐变成了乐趣，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努力付出后必有收获。此种高强度、大量的翻译实践，锻炼提高了我的中、外文水平，在1983年9月回国重返外交部翻译室法文处后，我翻译生涯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负责外交文件的笔译改、定稿工作，并在1984年8月和1990年5月先后被任命为法文处处长和翻译室副主任。

1970年4月至1986年8月，在从事口译工作的16年时间里，除了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领导担任会见、会谈的翻译外，我在国内共参加了10多起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接待工作，陪同赵紫阳、耿彪、陈慕华、田纪云、姬鹏飞等国家领导人出访非洲、欧洲、美洲等近30个国家，与20多位总统或总理有过直接接触，其中包括几内亚总统杜尔，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刚果总统恩古瓦比，加蓬总统邦戈，马达加斯加总统拉齐拉卡，喀麦隆总统阿希乔，多哥总统埃亚德马，乍得总统马鲁姆，吉布提总统古莱德，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蓬皮杜、德斯坦、希拉克、密特朗以及10多位法国政府总理。通过这些难得的工作机会，我从各级领导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思想给我熏陶和启迪，让我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汲取了相当多的经验，对我的人生和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使我受益终生。

以上主要回顾了从事口译和中译外文件翻译的经历。除此以外，我也想顺便讲一讲我翻译外国政论或文学作品的体会。要做到体现原作品的精髓，或者说做到译著的神形兼备，我认为关键的因素是译者的素质。我讲的当然是综合素质，包括政治立场（观点）、政策水平、社会阅历（经验）、文化知识（知识修养）、语言功底（能力）、翻译技巧等。概括地说，是“理解”和“表达”两个问题，即对原作品的深刻理解和运用中文叙述、表达的问题。要想真正抓住所谓精髓，理解、吃透作者的思想，译者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没有丰富的知识修养是做不到的。另外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译者一定要进入角色。演员演戏要进入角色，翻译也是如此。翻译要能够站在作者的立场和角度上，去体会、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把握作者的真实思想和意图，抓住深层次含义。在此基础上，才是把体会、理解到的东西用准确、生动、丰富乃至优美的中文表达出来。这后一点就是中文修养问题了。现在回想起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法国银行家罗特希尔德的回忆录《奋斗》时，由于自己的阅历、经验和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对作者的一些思想、感情可能认识、体会的还不够深，不够透，一些细微的东西可能没有在译文中表达出来。而2009年底至2010年初翻译非盟主席让•平（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加蓬人）的《非洲之光》情况就有很大不同，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特别是对非洲情况的熟悉，翻译起来感到比较顺手，尽管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反差，有一些句子翻译起来仍然有一定难度。

除了外交翻译和业余文学翻译外，我还于1993年1月和2000年7月，分别被任命为驻法国马赛总领事（兼驻摩纳哥总领事）和驻塞舌尔大使，以馆长身份从事外交工作。这7年的外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应该说是和我的外语水平密不可分的。我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经常与驻在国的官方和民间人士交谈，深入细致了解情况，推动友好关系发展。亲自用法语起草讲话稿和报告稿，用法语直接解答对方提出的各种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加深了法国人和塞舌尔人对中国的认同。

翻译路上不停歇
2002年底，我离开现职退休，但并没有离开我热爱的翻译工作。相反，自此开始了我翻译生涯的第三阶段：为多家外事和翻译单位服务，翻译事业更上一层楼。2002年12月，我被授予“外交部外语专家”终身荣誉称号，并自2002年11月至2011年底9年的时间，以外语专家身份，在外交部翻译室返聘，担任重要对外文件的翻译定稿和年轻翻译的培训工作。2012年1月至今，在中央编译局文献部返聘，先后参加了《江泽民文选》、中共18大报告、《中共党史》、两会文件，以及《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文献的翻译工作。此外，我还应邀参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关键词》等重要外宣图书、栏目的翻译定稿工作。除了参加党政文件的翻译，我还积极参加中国外文局考评中心负责组织的翻译资格考试有关工作、北京市全民学外语活动有关工作，主持中国译协中译法研讨会，有幸应邀担任《2013年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法语评委会主任，同时应邀到北京、天津、广西、河南等外语院校做翻译讲座。

回顾50多年的翻译生涯，我因工作的需要跑遍了祖国除西藏和台湾的各个省份，到了亚、非、欧、美四大洲约40个国家。从1970年至今45年余，我翻译、审校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和我国领导人的讲话、著作译文（具体数量已难以统计，应该在1500万字以上），并且主要利用工作之余和退休后的时间翻译出版了400多万字的译著并主编《汉法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综合词典》、《上海世博会用语词典》、《汉法最新综合实用词典》等双语词典和其它工具书。先后获得了外文局和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现在，到了73岁的年龄，仍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继续为翻译事业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漫长岁月中，翻译工作始终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十分劳累辛苦，但在辛苦中我找到了乐趣。这几十年，翻译工作更多地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幸福感、满足感。我的生命已经和翻译工作分不开了。翻译就是幸福，就是满足，这就是我对翻译工作的理解。在今后的岁月，我会一如既往，继续努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