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用敬业和专业翻译了整个世界

自鸦片战争开始，翻译从非主流的“杂学”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政治目的的行为。由此，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学、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学著作，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陆续进入中国，以开拓民智。

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经历了从“善译”到“信、达、雅”，再到“宁信而不顺”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多数已经谢世，那个以“强国”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那些令我们怀念的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供我辈分享。他们往往学贯中西、才气纵横，隐匿于文字幕后，承作者意志，为读者开路，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

罗念生
古希腊语是世界上难度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种语言。在古希腊语中，一个正规动词的变化就有四五百种。因此，学习古希腊语，只能靠死记硬背，没有语法，有时还要通过语句的头尾来判断是什么意思。内容深奥、典故繁多……这都是翻译和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困难之处，而罗念生却默默坚持了六十多个年头。他翻译了大批古希腊戏剧作品，出版了《希腊漫话》、《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腊悲剧《特洛亚妇人》等翻译作品。

有外国学者称他是遨游在天书中的人。罗念生在翻译上追求“信、达、雅”兼顾。忠于原文、质朴典雅，注释详尽。在把诗体原文用散文译出时，不失韵味。他的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文字讲究。他为统一古希腊专用名词的译音，撰写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对音体系。这个译音表自1957年以来，已被文学出版界所采用。

杨宪益
杨宪益在翻译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译出了《红楼梦》。上文所述的翻译家都是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他选择了《红楼梦》，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译”的小说。翻译《红楼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一个中文环境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的意思，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了。当时，流传甚广的《红楼梦》译本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对于书名的处理，杨译本直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译本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开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红楼”的意象，换为“石头”，是一种妥协。时至今日，杨宪益和其夫人共译的《红楼梦》译本，仍是西方学者了解该书最重要的译本。罗念生是将外文翻译成中文，而杨宪益的成就，则是将中文向国际输出。

杨绛
1957年，杨绛接到翻译《唐吉诃德》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 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五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1961年才着手翻译，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这个译本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万套。

如果说钱锺书的“化境”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那么杨绛的“点烦”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

《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译出八十多万字，后经杨绛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杨绛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